她们锤的不只是“吴亦凡”

吴亦凡事件发展到现在，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。

都美竹昨晚在微博宣布“决战”，并给了吴亦凡24小时期限“退出娱乐圈”。就在刚刚，吴亦凡工作室发布十点澄清，几乎否认了“灌酒”“迷奸”等全部指控。

图为新浪娱乐的要点整理。

此刻，无数网友都在等着都美竹手里的“锤”。

或许是期待“利用权力犯下恶行”的名人得到惩罚，又或许是等待着另一个所谓“反转”。

#用法律决战才能终结吃瓜大战#的词条被顶到了热搜第一，就好像只要都美竹把手中的证据明明白白地摆出来，一场争议就能尘埃落定。

我不这么乐观。

由于本身的特性，大多数案件无论是取证和定罪，在法律中本身就是“hard”模式。

而对于受害者们来说，恐怕注定要在规则和舆论的不断怀疑之中，打一场艰难的战役。

01

证明自己被性侵，

究竟有多难？

根据都美竹接受采访时的说法，她是在一次聚会中被灌醉，并与吴亦凡发生了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性关系。去之前以为是面试，但到场后被拉着玩游戏喝酒，直到自己“不省人事”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身处吴亦凡的床上。日本曾经发生过一起醉酒性侵案，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，叫做《日本之耻》。纪录片的女主人公名叫伊藤诗织。在她还是一名新闻界新人的时候，遭遇了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的侵犯。两人原本在餐厅讨论诗织的工作签证问题，但诗织在毫无醉意的情况下“突然感觉天旋地转”。再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，而山口敬之正压在她身上。但山口敬之在面对指控时，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。他说诗织在吃饭时主动喝了很多酒，酒杯一放在面前就立刻喝光；“喝酒的气势真的很强，旁边桌的人都看呆了。”

而他则是在诗织醉到不行的情况下，出于安全考虑把她带回了酒店。至于最后发生关系，也是“在自愿同意下进行的”。

“性侵案取证难”不是什么冷门话题了。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，最主要的症结是受害人认知能力不足，很难在第一时间寻求帮助，也很难靠叙述来还原作案现场。而成年性侵受害者面对的最困难一步，却常常是对“是否被强迫”的认定。

很多性侵、性骚扰行为都发生在熟人之间。由于发生环境私密，因此常常陷入各执一词的罗生门。

广州电视台曾经报道过一个被公司副总性侵未遂的女孩。在她的控诉中，自己是跟同事一起去领导家里加班。

通宵后因为太累，她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，没发现一同前来的男同事已经走了。

随后公司副总不仅开始对他上下其手，还说了各种污言秽语。

但在对方的描述中，这些行为被解释成，“你诱惑我，我一下子冲动了”。

2016年，某位徐州女大学生自述在电子厂打暑期工时，被招工负责人多次性侵。

在她的描述中，对方多次威胁自己要把此事捅出去，一再逼迫她就范。

但两年里她始终没有离开对方的掌控范围，甚至依然在工厂里打工；

警方最后不予立案，因为“无法定性是同居还是长期胁迫”。

在诗织的案子中，其实也有不少有关于“强迫”的明确细节。

比如出租车司机的证词显示，诗织曾在车上反复要求去车站，却遭到了山口的拒绝。

从酒店的监控画面中也能看到，她是被“架”进大厅的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。但山口依然能在媒体面前理直气壮地说出，“发生关系是自愿的”。在法律和舆论的判断之外，受害人自己的主观认知也可能发生摇摆。根据瑞典的一份研究，70%的性暴力受害者会由于过度害怕，难以表示拒绝。

这种本能反应，在事后反而会成为受害者质疑自己的起因：

“我没有非常激烈地反抗，这算是性侵吗？”

02

不止是“锤”，

还是二次伤害

当然，从法律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不可能主张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给任何人定罪。但同时要看到，在“权力不对等的性关系”这个特殊的领域里，受害者手里的“锤”往往是一把没那么尖利的刀。或者说是七伤拳，“先伤己，再伤敌”。这也是每次有人站出来时，大众都会感到情绪复杂的原因之一。蒋勤勤曾经出演过一部老剧叫做《耳光响亮》，角色名叫牛红梅，是个漂亮能干的女孩。邻居家的小混混贪图她长得好看，求爱不成就在夜里撬开了她家的窗子。遭到侵犯后，家人劝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，但红梅坚持要去公安局报案。然而却在被警察问询细节的时候崩溃了，转头就走。

剧里那名警察的提问基本属于正常的取证范围，还安慰说如果情况属实，一定会替她讨公道。但越是这样，越让人感到悲哀。对于受害者而言，“复述被侵害经过”几乎必然会带来痛苦。可如果想要将施暴者绳之于法，这种痛苦几乎又是必须经历的。现实中的诗织也遭遇过类似的痛苦。在事情发生之后，她先是打电话给东京的性侵救助中心。但因为最近的救助中心离她的住处有2个多小时车程，而她当时尚且处于巨大的恐慌中，不敢乘坐公共交通出门。

直到事情发生5天后，她才在朋友的陪同下去警察局报案。但因为警局里唯一的女警察是名交警，于是她只能对男性警官讲述了自己的被侵犯经历。又配合警方，用假人完成了一场“案件细节还原”。

如果说案件调查中的伤害，还只能靠警方的专业性尽量避免。

那么舆论对她的苛刻审视，造成的是更大，但也更无意义的伤害。

在《日本之耻》中，有女性议员就认为诗织的喝酒行为非常不妥。

“在社会上工作的女性，学会如何妥善地拒绝这类事情电影公社南洋街是必备能力”。

而被导演问及是否经历过性别歧视或骚扰事件，她漫不经心地表示：“是的，只要你在社会上就会经历很多，现实就是如此。”

原本大众对于“完美受害者”的追捧，这些年来是在逐渐降温的。

在性侵这个领域里，又好像不全是这样。

在诗织决定站出来起诉山口时，她就被不少人怀疑是“心机女”；有人甚至画漫画讽刺她“通过与人上床获得了份工作，请小心落入这类女子的圈套。”围观的目光也不全是恶意的，但伤害依然存在。

在诗织出庭前，一位跟她关系很好的记者特地建议“穿一件白色衬衫加外套，这样你看上去才会更体面”。

她还提到媒体特别喜欢捕捉自己流泪的瞬间，“就好像只有那样，才像一个受害者的样子。”

并非是否定网友们“等锤”的合理性。事实、证据，这些东西对于法律很重要，对于想要对社会事件做出更谨慎判断的旁观者来说，也很重要。

或许正因为类似案件天然具有私密性和模糊性，于是大众才迫切地期盼某个能够“一锤定音”的细节。

可相对地，这也增加了受害者们在正义和伤害之间的取舍难度。

就像在《耳光响亮》里，蒋勤勤演的牛红梅还是放弃了对强奸犯的指控，以保全自己的“名声”和人生。

但也有人没这么选。

03

每个愿意站出来的人，

都很勇敢

选择站出来指控的人，往往在打一场异常艰难的战争。

都美竹那篇破釜沉舟般的“檄文”中，就有句话让不少人看得难过。她说知道自己未来面对的是什么，“我的人生已经毁了”。

但即使这样，在法律上恐怕也很难达到大家所期望的结果。目前律师的专业意见是，即便都美竹说的内容全都属实，也不一定会按照强奸罪名论处。就算单次存在强奸嫌疑，但事后以恋人关系相处性质就变了，实践中不会再认定第一次属于强奸。

看似又是一段基于权力不平等、游走在模糊地带的性关系，最终会以不了了之收场。

但在一次次的发声中，总有什么在改变。

尽管检方撤销了对山口的刑事起诉，但伊藤诗织一直没有放弃打民事官司。

2019年，法院终于宣判她胜诉。而在此之前，日本也修改了对于性侵的法律。

制度层面的保障、更严格的法规，是为了警告那些在性关系中处于权力上位的人；

而都美竹引发的“放锤热潮”，则是在撕破颜值、名声……这些掩饰权力不对等的光环。

在一整天的舆论发酵中，很多女生都站出来对吴亦凡的行为提出指控。

不见得是那种法律意义上的“实锤”，而是交流中的种种权力不平等细节。

比如在SNH48前成员张丹三曝出的聊天记录中，吴亦凡频频提到“我喜欢乖的女孩”；

当时她尽管对这些话进行了反驳，但还是在顶流光环下，产生了“他有可能认真”的动摇。等到真的见了面，对方又做出了让自己无法接受的举动；但她一直试图在心里将其弱化，直到“看到最近越来越多的讨论”。

在很多女孩的爆料中，都提到了对方表示可以“送自己去选秀出道”“给资源”；这件事从来都不止关乎于性，更关乎权力本身。权力所带来的光环，本就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骚扰和好感的边界。而在全民讨论的氛围中，这层华丽的面纱正在被撕碎。

正如@Brandy_trb的爆料中，吴亦凡工作人员那句话引发了网友们的群嘲：

“为什么不方便来？一般人都会想来。”

人们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，这不是什么“大明星垂青平凡女孩”的故事。看似油腻而幼稚的所谓“情话”背后，是性关系中的地位不对等。而这群女孩现在发现自己可以不想来，也希望更多人可以说出那句“不想来”。不论都美竹的“对峙”会带来什么，那些受害者需要这样的故事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故事。